文| 徐 来
被全世界骂了三十年的"艾滋病源头"，其实是一场笔误的牺牲品。
真正的零号病人从未被找到，大概率永远也找不到。
这篇文章要讲的，是一个关于冤枉、恐惧和病毒真实来路的故事。
字母O的冤案
1982年，美国疾控中心正在追踪一种诡异的新型传染病。
洛杉矶和纽约的多名患者，免疫系统像被人关掉了开关，各种罕见感染接踵而至。
调查人员梳理这些患者的接触网络，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。
一个加拿大人，名叫盖坦·杜加。
杜加是加拿大航空的空乘，常年飞行于北美各大城市之间。
1980年，他身上开始出现紫色斑块，被确诊为卡波西肉瘤。
那个年代，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，连"艾滋病"这三个字都还不存在。
疾控中心找到杜加做流行病学调查时，他非常配合。
他提供了自己能记住的性伴侣名单，这份名单后来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最关键的线索之一。
问题出在一个编号上。
杜加是加拿大人，在加利福尼亚接受治疗，调查人员就把他标注成了"加州以外的病例"。
英文缩写是Out-of-California，简称Patient O。
字母O。
在后续的内部传抄中，这个O被人看成了数字0。
"Patient O"变成了"Patient 0"。
"零号病人"这个称呼，就这么从一次笔误中诞生了。
如果事情到这里就停下，杜加的命运不至于那么惨。
1987年，记者兰迪·希尔茨出版了一本书，叫《世纪的哭泣》，讲述美国艾滋病疫情的早期历史。
书里没有直接点名，但处处暗示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带到美国的那个人。
媒体闻风而动。
头版标题写的是——"那个把艾滋带来美国的男人"。
杜加的照片被翻出来，私生活被反复咀嚼，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铺天盖地。
有人说他"故意传播病毒"，有人说他是"反社会人格"，甚至编造了他跟黑猩猩发生关系的荒唐说法。
圈子里曾经欣赏他的人，全部反目。
1984年3月30日，杜加因肾衰竭去世，年仅三十一岁。
死后，舆论不但没有停歇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纪录片、影视作品一遍遍重复这个"零号恶魔"的形象。
一个积极配合调查的患者，被钉死在了耻辱柱上。
这一钉，就是三十年。
2016年，亚利桑那大学的遗传学团队做了一件事——用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，重新分析了杜加生前保留的血液样本。
结果很清楚。
杜加体内的HIV毒株，在整个美国病毒进化树上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。
他携带的病毒，根本不是美国HIV的"祖先"。
进一步分析表明，HIV早在1970年前后就已经从加勒比地区进入了纽约，比杜加感染的时间早了将近十年。
他只是成千上万被感染者中的普通一员。
三十年的骂名，起因不过是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之间的混淆。
丛林里的伤口
杜加不是源头，那病毒到底从哪来？
答案要回溯到非洲中部的热带丛林。
科学家通过基因比对发现，HIV-1的祖先，是黑猩猩体内的一种病毒——猴免疫缺陷病毒，简称SIV。
SIV在灵长类动物体内已经存在了至少三万年。
黑猩猩携带这种病毒，自身几乎不会发病。
人和猩猩之间，隔着一道巨大的物种屏障。
病毒想跨过这道屏障，需要极其特殊的条件。
非洲中部的猎人，世代以丛林肉为生。
捕猎黑猩猩是日常活动，屠宰过程中刀伤、咬伤在所难免。
当猎人皮肤上的伤口接触到感染了SIV的黑猩猩血液，病毒就获得了进入人体的通道。
这就是科学界所说的"受伤猎人假说"。
一次偶然的血液接触，大概率什么都不会发生。
人体免疫系统会迅速压制这种外来病毒，SIV在人体内通常只能短暂存活，病毒载量低到几乎检测不到。
所以几万年来，虽然非洲猎人反复接触SIV，却从未引发过大规模疫情。
病毒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反复传播，才能逐步"学会"适应人类免疫系统。
这个过程，叫做连续传代适应。
每传播一次，病毒就多一次突变的机会。
经过足够多的传代之后，SIV终于演化成了能在人体内长期存活并大量复制的HIV。
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可能经历了数十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SIV到HIV的跨越并非只发生了一次。
HIV-1被分为M、N、O、P四个不同的病毒组，每一组都代表着一次独立的跨物种传播事件。
每一次，病毒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适应了人体，产生了基因构成略有差异的变种。
其中M组病毒成了最终的"赢家"，造成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感染。
2011年，加拿大流行病学家雅克·佩平出版《艾滋病的起源》一书，提出了一个修订版假说。
最初感染SIV的可能不是当地猎人，而是一战期间被困在喀麦隆丛林中的士兵。
1916年，一支从刚果出发进攻德国殖民地的部队，途经莫隆杜这个偏远小镇。
断粮之后，士兵们被迫猎杀黑猩猩充饥。
莫隆杜，恰好是此前研究中被反复指向的HIV最早发源地。
"受伤猎人"也许该改叫"受伤士兵"。
无论是哪种情况，病毒跨越物种屏障的故事，都发生在刀刃与血液相遇的那一刻。
从河流到航线
病毒从丛林进入了人体，这只是起点。
如果HIV一直待在非洲偏远村落里，它大概会像无数种地方性病毒一样，默默消亡。
让它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，是人的流动。
二十世纪初，殖民统治彻底改变了中非的人口格局。
修建铁路、开采资源，大量劳工被迫从农村涌入城市。
刚果金沙萨——当时叫利奥波德维尔——是中非最大的交通枢纽。
沿刚果河及其支流，人、货物和病毒一起流动。
1959年的一份金沙萨血液样本中，科学家检测出了HIV-1。
这是目前人类能够确切追溯到的最古老的HIV样品。
说明至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病毒已经在这座城市中悄然传播。
殖民地医疗体系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。
当时为了治疗锥虫病、雅司病等热带疾病，医疗人员大规模使用注射治疗，而注射器往往不经过消毒就反复使用。
这种操作等于给病毒开了一条高速公路。
一个被感染的猎人，经过几轮未消毒的注射传播，病毒就能迅速扩散到成百上千人身上。
佩平在研究中指出，这种医源性传播很可能是HIV在早期站稳脚跟的决定性因素。
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继续把病毒推向更远的地方。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一批海地工作人员被派往刚果执行任务。
其中有人可能在当地接触到了HIV，回国后把病毒带到了加勒比海地区。
海地成了病毒跨越大西洋的跳板。
从海地到美国，只需要一张机票的距离。
大约在1970年前后，HIV经由海地悄然进入了纽约。
纽约的巨大人口基数，就像一根干燥的引线，病毒这颗火星一碰就炸。
病毒在人群中快速复制、变异、扩散。
直到1981年6月，美国疾控中心才在《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》上首次报告了五例病人。
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正式记录艾滋病的存在。
可到那时候，病毒已经在暗中传播了至少十年。
等人类终于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早就无处不在了。
从喀麦隆丛林到金沙萨河港，从海地海岸到纽约街头。
HIV的全球扩散史，本质上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的人口流动史。
每一段交通线路的开通，每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，都在为病毒铺路。
寻找"那个人"的执念
回到最初的问题——世界上第一个得艾滋病的人，到底干了什么？
老实说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。
对于一种潜伏期长达数年甚至十年的传染病，所谓的"零号病人"几乎不可能被精确锁定。
感染者可能在毫无症状的情况下把病毒传给了下一个人，而下一个人同样如此。
等到有人发病时，传播链早已模糊成了一团乱麻。
流行病学上有个更严谨的分类：第一个被发现的病例叫"指示病例"，某地时间上最早的病例叫"原发病例"。
至于从动物身上感染病毒的那第一个人，叫"交叉病例"。
在绝大多数传染病中，交叉病例永远无法被确认。
这是事实。
可公众不接受这种"没有答案"的结果。
人们面对大规模灾难时，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——必须找到一个具体的"罪人"。
杜加就是这种冲动的牺牲品。
他恰好是空乘，恰好常年旅行，恰好出现在调查网络的中心位置，恰好那个字母O长得像数字0。
所有的"恰好"叠加在一起，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就诞生了。
把愤怒和恐惧倾泻到一个人身上，比面对"我们对这种病一无所知"的无力感要舒服得多。
这种心理机制并不新鲜。
十九世纪末的纽约，一个叫玛丽·马隆的爱尔兰厨娘被认定为伤寒传播者，被强制隔离了二十六年，至死未获自由。
她被叫做"伤寒玛丽"。
杜加被叫做"零号病人"。
两个相隔近百年的故事，逻辑一模一样。
找到"那一个人"，给疾病一张脸，让公众的恐惧有个出口。
代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彻底碾碎。
科学史学者理查德·麦凯在评价杜加事件时，说过一句话——"零号病人"是一个有毒的概念。
这话说得准确。
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"谁该为此负责"的时候，真正需要做的事情——检测、防控、研发——反而被拖延了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美国社会忙着把艾滋病定义为"同性恋瘟疫"，忙着寻找"罪魁祸首"。
与此同时，病毒正在以每年感染数十万人的速度扩散。
杜加的故事给后来所有的流行病防控留下了一个教训。
面对未知病原体，最危险的不是病毒本身，而是恐慌催生的指责和标签。
把某种疾病和某个人群绑定，从来不会减缓传播速度。
只有严谨的科学追踪和不带偏见的公共卫生行动，才能真正遏制疫情。
这不是一句口号，是用无数条生命换来的事实。
参考信息：
《证据还HIV"零号病人"清白：基因组只是美国病毒株》·《科技日报》·2016年10月31日
《追溯艾滋病病毒起源》·《中国热带医学》（王增强、邱茂峰、蒋岩）·2010年第10卷第7期
《从新冠肺炎和艾滋病认识病毒对人类的威胁》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·2020年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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